目的 ：通过数字融入和健康生活方式的中介作用探索数字时代下社会经济状况与老年人抑郁关系的内部潜在作用机制。 方法 ：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2020 年数据，借助链式多重中介效应模型并构建健康生活方式的综合指标，运用KHB (The Karlson, Holm, and Breen)中介效应测度法检验健康生活方式和数字融入在社会经济状况与老年人抑郁之间的中介作用，计算中介作用比例，并进行结构方程模型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 结果 ：纳入分析的 4 846 位老年人平均年龄（68.20±5.07）岁，其中 48.06%为女性。KHB结果显示，数字融入和健康生活方式同时作为中介变量能够在社会经济地位与老年人抑郁之间起到中介作用（P<0.000 1），健康生活方式的中介作用占比大于数字融入。本研究主要发现三条社会经济状况与老年人抑郁的潜在作用路径，包括：（1）社会经济状况→数字融入→健康生活方式→抑郁，（2）社会经济状况→健康生活方式→抑郁，（3）社会经济状况中收入和城乡对抑郁的直接作用。结构方程模型检验证明本研究模型的整体拟合情况较好。 结论 ：数字时代下，社会经济状况除了直接作用、以生活方式为中介间接作用于老年人抑郁，还存在通过数字融入促进形成健康的生活方式进而降低抑郁风险的序列中介作用，提示我们应关注社会经济地位较差的老年人在数字时代下多重劣势状态的进一步累积。